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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企业中国中国制造:缺稳定的发动机

还未从全球金融海啸中走出,冰岛、希腊、葡萄牙和意大利的政府债务危机又相继引爆,给人的感觉是欧洲正在沦陷。当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欧洲时,方意识到,欧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出生率下降、人口老龄化而导致的经济活力不足。

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跟欧洲国家截然不同,中国呈现出傲视全球的增长速度,但中国经济也面临很大的结构性问题。我们不能戴著有色眼镜去放大欧洲发达国家的疾患,也不能对中国经济中的问题避而不见。只有正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,才能构筑长期增长的根基。

欧洲的困顿

考察途中,有同行人感慨德国成熟的基础设施:“美国人花全世界的钱,德国人花自己的钱。”此言非虚。美国凭借其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,长期维持巨大的贸易逆差,过度消费和过度杠杆化导致次贷危机。德国以不超过中国四川省的国土面积,多年以来一直保持全球第一贸易顺差。

更令人起敬的是国民整体素质。在德国考察的两周时间里,没有听到汽车鸣笛声。即使是乡间小路,每在交叉口,驾乘汽车的人都要停下来很仔细地观察,确保无行人时再通过。对于屡屡见到的程式化停车看人的动作,团中有人感慨:“这是在德国。如果在北京这么等着永远都过不去,过于讲文明会被淘汰。”

以出行细节作为两国国民素质的判别标准恐有失武断。考虑到德国只有8000万人口,而北京市的常住人口都超过2000万,拥挤程度远胜之。在很多人眼里,效率重于形式,在北京,整齐划一地遵守交通秩序,恐有不小难度。

参观的7个品牌,都位于德国安静的小镇上。静谧得好像时间停止了流淌,触目望去,都是上了年纪的红黑两色的建筑,窗前、门口都点缀着小花,偶而能看到一两位老人,年轻人很少。这是城市化的结果。

慕尼黑和法兰克福两大中心城市,人口不是很多,市区面积也不大,没有太多高层建筑。“二战”后“婴儿潮”时代出生的人已经到了暮年,和德国一样,整个欧洲都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困扰。

欧洲面临的经济环境也跟人口结构有关。市场消费能力停滞,企业营收增长出现困难,国家税收受到很大影响。而这些国家普遍实行高福利政策,经济上升期间累积起的巨额债务在金融海啸后引爆,各国政府为削减债务焦头烂额。

可以想象,德国市场消费能力停滞不前,如果德国的企业不拓展国际市场,就难以有持续的增长。在忧患意识的推动下,德国企业重新定位,产品以简洁为面,取材以品质为上,工艺上不厌其精,在全球拓展高端市场。

德国的国民性格认真得近乎刻板,这跟高端制造业形成兼容。不在价格上向市场妥协,以质量取胜;不在设计上向潮流脱离,简洁实用为本。由于劳动力稀缺,德国工厂机械化程度普遍很高。雄厚的科研实力是机械化的后盾,高精尖的数控机床和模具使德国企业卓尔不群。同时,德国企业不吝人工,把手工精神融进产品,成为高端血统的组成部分。

同时,德国企业专注而执着,福适宝做门把手、吉徕做开关、嘉格纳做电烤箱都有数百年的历史,在所在的细分领域无论是声誉,还是市场占有,都做到了金字塔尖。

尽管有公司通过上市成为公众公司,但创始家族依然能够在公司发挥很大的影响力,维持着品牌的家族血统。

中国制造业恶化

最近,达芬奇天价家具“洋品牌”身份被指造假,让很多奢侈品爱好者瞠目结舌。其实,顾客稍有点常识,就不至于上当。所有意大利乃至西方著名家具品牌,一定是创建的名字,绝不会拉一个画家的大旗来做自己家具的“表皮”。

达芬奇家具并非孤例。在服装、鞋履、建材、家电等领域,伪国际品牌大量存在。这些企业连仿冒国际品牌都省掉了,直接把自己冠以国际名牌,利用信息不对称,大力进行市场推广。由于欺诈大量存在,老百姓只能哀叹“天天上一当,当当不一样”。有些假冒伪劣即使擦亮眼睛也无法辨识,比如三聚氰胺、瘦肉精和各种食品添加剂。

虽然国内发展市场经济已超过三十年,但发展中的问题多多,重信用的商业文化一直缺失。相较于提高产品质量、提升产品文化内涵、完善管理和销售体系等立本之道,企业对短期见效的逐利之术太过重视。例如,国内各大奶业用在广告上的预算比例可能是全球最高的,有时还相互攻击。消费者支付了愈来愈高昂的价格,但中国乳业的标准之低几乎创世界之最。

令人担忧的是,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环境一直处于恶化的过程中。这几年,产业利润不断向上游采掘、原材料环节集中,这常常是国有企业的传统领地。在制造业不彰的情况下,民企制造企业“三三制”开始流行:1/3资金做老本行,1/3资金做房地产,还有1/3投机大宗商品和股票。做老本行的公司实体还通常作为银行贷款的融资通道,贷出的款项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,而是用来房地产投机。

在通货膨胀的时代,原材料、人工、资金等生产要素成本大增,企业通常没有能力转嫁,这也是国内企业弃实业而放任房地产投机的深层次原因。

考察团中有一位设计师随行,他的父亲是中部某市主管招商的副市长,奔波而忙碌。在他每年年尾天数不多的探亲假中,也被父亲安排评判企业提交上来的投资报告。这些企业都列出了厂房、基地、员工楼、商业开发部分等长长的用地指标。

在中国做企业,即使业务不是房地产,也必须跟房地产搭上关系,整体经济严重“房地产化”。所以,中国经济出现了死结。

政府主导产业规划失效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,中国的名义财富急剧增长,进入新世纪以来更是直线上升。截至今年6月,中国居民存款、企业存款和流通中货币总额高达78万亿元,超过美国。

在德国麦琴根的胡戈·波士(HugoBoss)工厂店,胡戈·波士一套西装售价合人民币两千多元,衬衣单件三四百元,甚至比国产品牌雅戈尔都便宜。这个备受国内推崇的奢侈品牌,国内售价通常过万元。因货币泛滥导致的购买力缩水,已经成为中国居民最大的恐慌,这对制造企业来说,也不是利好消息。

为求破解,决策层提出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、高端装备制造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新兴产业,后来又加进高铁,作为新兴产业之首。

经验证明,政府主导的产业规划通常是失效的。试想,如果美国上世纪70年代也像中国发改委召集各大部委圈定战略新兴产业的话,电信、互联网、生物制药肯定不在其列,因为这三大行业在当时还看不见其嫩弱的萌芽。事实上,这三大新兴产业进一步奠定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基础。

各地方政府力倡的半导体照明已经出现过剩的迹象。中国企业的订单蜂拥至德国LED外延片关键设备MOCVD的制造商Aixtron。安徽芜湖、天津、厦门等地方政府为LED制造商进行土地和税收优惠的同时,还为他们进口MOCVD提供巨额补助。目前,创业板已经有多家LED制造企业,这些企业用着德国的设备,向日本、韩国进口原材料,做着微笑曲线中附加值最低的封装等环节。政府揠苗助长的巨额补助更让这些企业丧失了创新的动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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